京大外语系的教室里,读书声琅琅。
钱招娣坐在靠窗的位置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著崭新的英语课本,
封面上“高等学校试用教材”几个字烫得她眼睛发疼。
周围的同学大多穿著乾净的衬衫或连衣裙,流利地背诵著课文,
偶尔有人看过来,眼神里带著好奇,也藏著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。
她知道,没人相信一个从山沟沟里跑出来的姑娘,能跟上外语系的进度。
毕竟连教务处的老师都曾犹豫,要不要把她分到中文系,是她一遍遍地说“我可以”,才爭取到这个机会。
窗外的白杨树影落在课本上,晃得她想起小时候。
那时弟弟还没出生,父母不是现在这副模样。
母亲会在春天带著她去后山摘野杏,把最甜的那颗塞到她嘴里,笑著说“招娣多吃点,长得高”;
父亲则会在冬夜里把她冻僵的小手揣进怀里,粗糙的手掌反覆揉搓,说“等开春了,爸就去公社给你找个学堂”。
她至今记得七岁那年,父亲真的牵著她的手去了村里的小学。
土坯垒的教室,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,可在她眼里,那是全世界最亮的地方。
第一节课学写“人”字,老师握著她的手,一笔一划地教,说“做人就要像这字,堂堂正正”。
那时的日子,像村口那条小溪,清浅却温暖。直到弟弟钱招弟出生,一切都变了。
父母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魘住了,眼里只剩下这个皱巴巴的婴儿。
母亲不再带她摘野杏,说“丫头片子跑什么跑,在家看弟弟”;
父亲也绝口不提让她继续上学的事,理由是“家里得留个人干活,供你弟將来读书”。
她的书包被母亲锁进了柜子,取而代之的是尿布和针线筐。
有次她趁父母下地,偷偷撬开柜子拿出课本,被回家的父亲撞见,课本被撕得粉碎。
父亲红著眼骂她“不知好歹”,说“女孩子读再多书有什么用?將来还不是要嫁人,能给你弟换彩礼就不错了”。
那天她躲在牛棚后面哭了很久。
牛棚里住著被下放的老爷爷,据说是城里来的大知识分子,戴著厚厚的眼镜,说话总是慢悠悠的。
自己在山上帮他抓过毒蛇。
他见她哭得伤心,递过来一块干硬的窝头,问“丫头,咋了?”
她哽咽著把事情说出来,最后问:“爷爷,我咋能逃离这里?逃离我爸妈,让他们再也找不到我?”
老爷爷推了推眼镜,沉默了很久,才说:“学英语,將来或许有机会出国。”
“我不出国!”她立刻摇头,小脸上满是倔强,“我是中国人,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。”
老爷爷被她逗笑了,眼里的皱纹舒展开来:“傻丫头,出国不是不认祖宗。
你看村里,谁家能不跟邻居打交道?
国家要发展,將来肯定要跟外国打交道。
你学好英语,说不定能做外交官,代表国家去跟外国人说话,那多神气?”
“外交官?”她愣住了,这个词像一颗种子,落进了心里。
“对,外交官。爷爷教你,你愿意学吗?”
从那天起,她的生活有了新的光亮。
白天她背著弟弟上工,晚上等全家人睡熟,就偷偷溜到牛棚,借著老爷爷点的煤油灯学英语。
单词记不住,就用炭笔写在手心、胳膊上,干活的时候反覆念叨;
发音不准,就跟著老爷爷一句句地模仿,常常练到嗓子哑。
老爷爷教她的不仅是英语,还有数学、歷史,还有很多她从未听过的道理。
他说“知识就像梯子,能让人爬得更高”,说“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,都能做大事”,
说“国家不会一直这样,总有一天,读书能改变命运”。
那些话,她像刻在骨子里一样记著。
直到一年前,老爷爷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去世,临终前把那本英语词典塞给她,说“招娣,別忘了……你的外交官梦”。
她把词典藏在炕洞里,像守护著一个秘密。
她知道,这是她唯一能抓住的、逃离那个家的机会。
“钱招娣同学,你能读一下这段吗?”英语老师的声音把她从回忆里拉回来。
全班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,带著几分看热闹的意味。
她深吸一口气,翻开课本,指尖有些颤抖,却还是清晰地念了出来。
她的发音带著点乡音,不如城里同学標准,可每个单词都咬得很准,语气里的坚定,让原本准备看笑话的人都愣住了。
念完最后一个词,教室里静了几秒,忽然响起零星的掌声。
是坐在前排的一个女生先鼓的掌,她冲钱招娣笑了笑,眼里没有嘲讽,只有善意。
钱招娣认出那女生是林晚秋,早上在教务处门口碰见过,对方还主动跟她打了招呼。
听教务处的老师说,就是她发现了学校里那个“钱招娣”不对劲,她才有机会来到这里。
此刻见她带头鼓掌,钱招娣的脸颊微微发烫,下意识地低下头,指尖却更紧地攥住了课本。
“发音很有力量,继续加油。”唐老师也讚许地点了点头,目光里的审视淡了些。
林晚秋冲她眨了眨眼,递过来一张小纸条。
钱招娣悄悄展开,上面用娟秀的字跡写著:“別在意別人的眼光,你读得很好。”
一股暖意从心底漫上来,冲淡了之前的侷促。
她抬起头,对著林晚秋用力点了点头,眼里的迷茫渐渐散去,只剩下透亮的坚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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