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晚秋推著自行车进院时，屋里的灯光已经亮了。
    孟秀兰正繫著围裙在厨房门口擦手，见她进来，立刻笑著招手：
    “晚秋回来啦？快洗手吃饭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”
    “妈，闻著香味我就回来了。”林晚秋把车停在廊下，凑到厨房门口深吸一口气，“真香！”
    “就你嘴甜。”孟秀兰拍了拍她的背，“快去洗手。”
    客厅里，林父正坐在藤椅上翻著《人民日报》，见女儿进来，抬了抬眼皮：“今天回来得早。”
    “嗯。”林晚秋挨著他坐下，拿起桌上的苹果啃了一口，“爸，今天有什么新闻？”
    “还能有什么，无非是各地抓生產、促经济的报导。”
    林父放下报纸，看著女儿，“听说你们学校最近抓得紧？上次碰到你张叔叔，他说你们系天天加课。”
    “是啊，这学期要赶进度，九月就得升大二了。”
    林晚秋心里想著幸好把髮饰批发给了纪家姐妹，不然还真分身乏术。
    正说著，孟秀兰端著菜出来：“吃饭了吃饭了，有什么事饭桌上说。”
    一家三口围坐在桌前，糖醋排骨的酸甜味瀰漫开来。孟秀兰给林晚秋夹了块排骨：“多吃点，看你这阵子瘦了。”
    “妈，我哪瘦了，明明胖了两斤。”林晚秋嘴里塞得鼓鼓的，含糊不清地说。
    “胖点好，胖点有福气。”孟秀兰笑了，又问，“你前阵子说的摆摊，怎么样了？”
    “妈，我不摆摊了。”林晚秋咽下排骨，解释道，
    “我把那些髮饰批发给两个朋友了，她们比我有时间，能跑得开。”
    孟秀兰点点头，没多问细节，只叮嘱：“不做也好，钱什么时候都能赚，身体是本钱。
    你爸和我现在都恢復工作了，家里不缺钱，別给自己太大压力。”
    “我知道的妈，你放心吧。”林晚秋往她碗里夹了块青菜，“我心里有数，不会耽误功课的。”
    林父在一旁听著，也插了句嘴：“你妈说得对，量力而行。
    咱们家现在不指望你赚钱，能安安稳稳读完大学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    “嗯！”林晚秋用力点头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    父母从不干涉她的决定，却总在背后默默支持，这份理解比什么都珍贵。
    孟秀兰见女儿吃得香，又给她盛了碗汤：“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
    对了，还有件事要跟你说，你们系那个钱招娣的事，有结果了。”
    孟秀兰放下汤勺，语气沉了沉，“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她根本不是钱招娣，是冒名顶替的。”
    林晚秋手里的筷子顿住了：“冒名顶替？怎么回事？”
    “说来也气人。”孟秀兰嘆了口气，“这女生原名叫钱宝珠，她爸是当地教育局的局长。
    去年高考，真正的钱招娣考上了咱们学校，
    录取通知书却被她爸扣下了，偷偷换给了自己女儿，
    让钱宝珠顶著『钱招娣』的名字来上学。”
    “这事说来也曲折。学校第一次向当地教育局发函核实，那边回覆说『核查无误』，明显是有人包庇。
    后来我听你说钱招娣经常上课睡觉，又给教务处反映了一次，
    教务处跟任课老师调查之后也觉得不对劲，
    联合公安部门申请重新调查，还特意派了人去当地，这才把真相查出来。”
    “那真正的钱招娣呢？”林晚秋追问，心里替那个素未谋面的姑娘捏了把汗。
    寒窗苦读考上大学，却被人冒名顶替，这得多委屈。
    “明天就能到学校了。”孟秀兰语气缓和了些，“听说那姑娘差点被抓去嫁人，公安是在山洞里找到她的。
    好在现在水落石出，钱宝珠她爸已经被抓了，明天钱招娣也能来上学了，总算还了人家一个公道。”
    “真是无法无天。”林父哼了一声，“教育局局长知法犯法，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。
    这事儿听说已经报到教育局里了，要作为典型案例来查，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。”
    “那钱宝珠呢？”
    “还能怎么样，遣送回原籍。”孟秀兰摇摇头。
    林晚秋没再说话，默默喝著排骨汤。
    “你也別想太多。”孟秀兰看出女儿的心思，拍了拍她的手，
    “现在真相大白，真正的钱招娣能来上学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
    以后在学校碰到她，多照顾著点，毕竟受了这么大委屈。”
    “我知道了妈。”林晚秋点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计较。
    大清早，第一缕阳光落在钱招娣沾满尘土的布鞋上。
    她攥著手里磨得发亮的布包，里面是她仅有的几件换洗衣裳和一本翻烂的《新华字典》，
    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酸、涩、苦、辣搅在一起，最后都化作难以言喻的滚烫。
    三天前，公安同志找到她时，她正躲在村后的山洞里。
    父亲拿著彩礼钱要把她嫁给邻村的瘸子，说“丫头片子读再多书也没用，不如换点彩礼给你弟娶媳妇”。
    她抵死不从，连夜跑了出来，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    直到穿制服的同志说“你考上大学了，是京大”，她还以为是幻觉。
    此刻站在这扇朱红色的校门前，她才敢相信，
    那些在煤油灯下啃书本的夜晚，那些被村里人嘲笑“瞎折腾”时咬著牙的坚持，原来都不是白费。
    她想起迟迟等不到录取通知书时的焦灼。
    去邮局问，邮递员头也不抬地说“没你的”；去公社教育局，办事员瞥了她一眼，说“就你？能考上大学？怕不是做梦”。
    她不甘心，跑了三趟县城，最后被门卫拦在教育局门口，说“局长说了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別再来闹事”。
    那时她还不知道，那个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的局长，正把本该属於她的通知书，塞进了自己女儿的手里。
    父母也劝她：“认命吧。你才上了几年小学，能识几个字就不错了，还想考大学？那不是咱们庄稼人能想的事。”
    可她不认命。
    她记得牛棚里的爷爷说过：“知识能让人走出山沟沟。”
    她想走出去，想看看山外面的世界，想知道书本里写的“天安门”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    这些年，她凭著一股蛮劲学。
    白天跟著父母下地干活，晚上就著煤油灯抄知青的笔记，遇到不懂的字就查那本捡来的《新华字典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。
    村里人笑她“疯了”，说“女孩子长大了不就是嫁人”，
    她听了只默默把头埋得更低，笔下的字却写得更用力。
    高考那天，她揣著两个窝窝头走了三十里山路去县城考场，手心的汗把准考证都浸湿了。
    考场上的每一道题，她都答得格外认真，仿佛那不是试卷，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船票。
    她清楚地记得，最后一门考完，她走出考场时，天是蓝的，风是暖的，她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。
    可现实给了她狠狠一击。
    没有通知书，没有解释，只有父母的催促和村里人的嘲讽。
    直到公安同志找到她，她才知道，原来不是她不够好，而是有人偷走了她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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