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7章 开天闢地,九州翻页(求月票)
整个垂拱殿內,一阵死寂。
群臣们表情各异,或是紧紧皱眉,或是摇头嘆息,每个人的表情皆是复杂万分。
虽然此事明面上来看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。
毕竟限制了皇权。
那就註定了权力要向下倾斜,他们这些人无论怎么样也都能分到一杯羹。
可事实又岂会是这么简单的?
首先,是对“未知规则”的恐惧。
旧有的朝堂运作,儘管有党爭、有倾轧,但规则是相对“熟悉”的一依附权臣、结党营私、揣摩上意、利用信息差、依靠地域或师门纽带————
这些是他们经营多年、赖以生存甚至飞黄腾达的“技艺”。
而顾暉所设的“內阁”,其入选机制、运作流程、权力边界、皆是一套全新的、未曾验证过的陌生体系。
在这套体系下,他们过往的经验、人脉、甚至“站队”的智慧,很可能大半失效。
他们自然是会感觉到不適。
在场的可都是老狐狸。
有些东西虽然看起来十分诱人,但相比於已经握在手里的还是差上了不少。
这是他们所有人都明白的道理。
其次,便是对於利益的担忧。
在他们看来,皇权被制度化分割和制约,並不意味著权力就会“雨露均沾”地落到每个官员头上。
相反,这套精心设计的制度,很可能意味著权力將向少数符合新標准的人集中,並通过“內阁”这个枢纽进行有序分配。
那些依靠血缘、联姻、地缘等旧纽带维繫的地方豪族代言人;
那些擅长清谈、诗赋而非实务的旧文官体系精英;
那些在战乱或新旧交替中通过不那么光彩手段攫取利益的侥倖者,都有可能在这套强调效率、透明、制衡的新体系中被边缘化,甚至被清洗。
“察访使”可直达天听,“通政司”挡住渠道。
这等於在他们赖以藏身的“层层压迫”结构的上下两端,同时打开了缺口。
再者,还有身份的转变。
在旧体系中,一个官员的升迁贬黜,虽然复杂,但总有脉络可循,总有权贵可依,总有派系可属。
但在“內阁”与“通政司”构成的新框架下,忠诚的定义可能不再仅仅是忠於某个具体的人,因为四方利益相互牵制。
而是要忠於这套制度、忠於“国事”、甚至可能首先要忠於顾暉所代表的“革新”理念。
他们以往赖以自保或进取的立场,瞬间变得模糊而危险。
支持新政?
当然要支持,但如何支持才能在新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?
举荐入阁人选?
该举荐谁?
是举荐公认的干才,还是举荐自己派系的盟友?
举荐后者,会不会被顾暉和御史台视为结党营私?举荐前者,会不会削弱己方力量?
这一切都是问题。
当然,这一系列的制度之下自然不可能是只有这些问题。
只不过因为时间太短,这些人还未曾想到罢了。
但光凭著这些问题却也已经足够了!
整个殿內一片死寂。
而顾暉也並未心急,就这样默默地看著眾人,表情从始至终都未曾有过什么改变。
就这样过了良久之后,前参知政事李纲深深嘆了口气,这才躬身开口:“太傅深谋远虑,欲立万世不易之制,老臣钦佩。”
“然,老臣愚钝,於这“內阁”之制,尚有数处不明,伏请太傅示下。”
他措辞极为谨慎,“其一,內阁大学士,位同太傅,权责甚重。”
“然其入选,既有朝推,又有台諫察核,最终钦点。”
“若朝推之眾议,与台諫之察核,或与————与上意相左,当以何者为先?”
“恐生爭执,延误国事啊。”
他问的是决策机制可能存在的矛盾,实则担忧未来的权力斗爭將更加复杂难测,自己这类“清流”若在“朝推”中无人支持,即便台諫认可,也难以上位。
李纲话音刚落,这话茬也是立刻被打了开来。
当下,便立刻有人再次开口:“下官亦有疑问。”
“內阁既为常设议政之所,日常政务协调各部,则与原有六部职权如何划分?”
“譬如户部钱粮调拨、兵部武备整飭,若內阁有所议定,而六部堂官以为不妥,是听內阁之议,还是容六部申辩?”
“若事事皆需內阁议决,则六部几同虚设;”
“若內阁之议常被六部掣肘,则內阁权威何在?”
“其间分寸,恐需明晰。”
他点出了新旧机构职权可能重叠衝突的核心问题,这关係到无数中高层官员的实际权柄和晋升渠道。
接著,侍御史张浚也小心翼翼地开口:“太傅设立內阁,本意为集思广益,避免偏听。”
“然,內阁大学士人数有限,若其人选长期固定,或虽定期更换,然换汤不换药,久而久之,是否可能形成新的、更为牢固的小圈子”?”
“其议政是否真能代表朝野多方意见?”
“通政司虽可上达民情,然最终票擬决策,仍在阁臣之手。”
“下官非是质疑,实是忧虑共治”之美意,或因人性之私而走样。”
“不知太傅可有预防之策?”
一声声的话音不断响起。
这些人自是不敢直接拒绝顾暉的提议。
且不说新君之位未定,就算没有这事,他们也绝对不敢冒犯如今的顾暉。
没办法,谁让顾暉手中仍旧握著兵权?
岳飞如今可正在率领精锐四处剿匪,整个江南,乃至於整个天下的兵马如今全都在顾暉的掌控之下。
这种人是能够翻天的。
他们自是不敢明著抗议。
听著这一声声的问题,顾暉自是明白他们的心思,不过倒也没有多说些什么,扯什么阴谋诡计,而是正面回答了起来:“诸公所虑,皆在情理之中。”
“新政如大匠营室,非一蹴而就,细则章程,確需明晰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,却带著一种不容置辩的穿透力,压下了殿中所有细微的杂音。
他首先看向李纲:“李公所问,內阁入选,朝推、台諫、钦点三者孰先?”
“此非定序,而为制衡。”
“朝推以聚公议,台諫以察私弊,最终钦点,乃权衡二者,並考量才干、平衡、时需而定。”
“若朝推公正,台諫无察,则公议优先;”
“若台諫察有確凿私弊,虽公议亦当驳回;”
“若二者相持不下,或时势需特殊之才,则钦点权宜裁定。”
“其本意,在集眾智、防壅蔽、择贤能,非为定一死板次序而生爭执。”
“具体爭议,可由御史台、吏部及宗正寺共议章程,报备存档,务求程序公正,过程透明。”
接著,他转向提出六部与內阁职权划分的官员:“陈副使之问,切中肯綮。”
“內阁非替代六部,而为协调、议决重大战略方向与跨部事务。”
“譬如漕海运贸总体规划、全国赋税预算、重大战和之议、重要人事任免原则,此等关乎全局者,由內阁议定框架,形成旨意或律令草案。”
“具体执行—一钱粮如何调拨、武备如何製造配发、河道如何分段疏浚仍是六部职责。”
“六部堂官若对內阁框架性议决有异,可在內阁会议时直言,亦可形成专疏,经通政司直呈御前並抄送內阁复议。”
“內阁之权威,不在事事决断,而在议定之策合乎大局、经得起辩驳;”
“六部之权责,亦非虚设,而在精熟本职、高效落实。”
“二者应是相辅相成,而非彼此掣肘。”
“具体权责清单,可由內阁初立后,会同六部尚书详细擬定,明颁天下。”
相比於在场眾人,顾暉自是早已对这一套制度了如指掌。
同样的。
为了能够使这项制度彻底铺开,他也需要来向眾人解释这其中的种种问题。
他確实是有才能。
但涉及一国之政,绝非是一个人的能力能够直接解决的。
且最关键的是一如今他所做的一切与以往的惯例完全不同。
换句话来说,这就是开天闢地之事。
就亦如昔年始皇登基一般。
为整个九州的来日定下章程。
这种事所面临到的风波,以及种种问题都需要隨著时间而一点点的解决。
软刀子,硬刀子都要用。
这也是顾暉握著兵权、以及迟迟未曾决定新君之位的根本原因。
垂拱殿內。
唯有顾暉那清朗的声音不断响起。
看著顾暉那严肃的表情,听著他的那一声声解释,群臣的表情不由得更加复杂了起来。
一个个大臣,你看著我看著你,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一些赵宋宗师。
在场其中,其实他们才是最抗拒新政之人。
没办法,这可是在限制皇权。
此事之后这天下到底还是不是他们赵家的,这一点没有人敢去深思。
可他们又岂敢多说些什么?
说白了,他们没资格。
若非是顾暉的话,他们赵宋之天下,如今怕不是早就已经亡了。
这才是其中根本,他们又能多说些什么?
至於那些大臣们则更是如此了。
在明知道不可能抵抗顾暉的情况之下,纵使他们心中有再多的抗拒之意,但也只能將其压了下来,又沉默了一会儿后,只能相继点头称是。
他们没法拒绝!
一大局,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定了下来。
当然,说是如此。
但具体执行起来自然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。
尤其是以当前的信息传播速度而言,这一切更是一件麻烦事。
但这同样不妨碍自中枢开始的改制。
当然,这也並非是要直接指定內阁。
虽然顾暉如今是有著这般的声望在,但既然已经定下了规矩,那就要保证一定的程序正义!
这是避免后世之人有可乘之机!
当然,在次之前自是要决定那悬而未决的天子之位!
而事情的发展也不出顾易得预料。
顾暉早就已经有了具体的人选。
此人乃是赵匡胤次子,燕懿王赵德昭之七世孙,赵伯琮。
对於这个选择,顾易是既有些意外也是並不意外。
因为这赵伯琮出身於巨鹿学院。
这与原本歷史有著根本的不同。
在原本歷史之中,在太宗即位后这赵德昭一脉的处境便十分微妙,最终因北伐失利时遭太宗严词斥责,惶恐自刎而死,其死因在官方记载与民间野史中皆留下重重疑云。
但如今之发展则完全不同,因为赵光义被顾氏给按了下去。
当然,顾暉选择此人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顾氏。
主要还是因为其身份所涉及到的利益集团较少,且为人还算不错。
其父赵子偁,袭封秀安僖王。
虽然是身为宗室。
但却亦是因为血脉的逐渐疏远,而渐渐失势。
而这也註定了赵伯踪的性格以及他的处境。
这才是顾暉最为在意的点。
所谓的才能不错,也並非是说他有过人的文韜武略或惊世之才,而是指他在其特殊的出身与经歷下,所形成的一种“清醒的平庸”或“务实的本分”。
这对於当今的大宋而言,就已经足够了!
而对於顾暉所做出得这个决定,各方势力自是各有看法。
可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?
造反?
且不说別的,以如今的局势而言,就算顾暉將刀递到他们的手里,他们都没有这个胆子!
而隨著此事正式確定。
祭祖完毕,新君登基,改元换代。
整个九州亦是再次迎来了全新的篇章!..
“大宋绍兴后期,顾暉主导推行的“內阁—漕海—察访”新政体系,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后期一次具有根本性、系统性的制度重建与社会整合尝试。
其通过设立“內阁”分割並制度化皇权、建立“漕海总制司”掌控国家经济命脉、创设“察访使”与“通政司”打破基层信息垄断与压迫链条,构建了一套旨在实现权力制衡、经济统合、信息通达的全新治理框架。
这场自上而下的制度革命,不仅重塑了中枢权力运行模式,更深刻触动了延续千年的“皇权—官僚—地方豪强”共生结构。
它首次在国家层面,將决策机制从依赖於君主个人意志与权臣博弈,部分转向依赖於固定程序、多方协商与制度制衡;
將最重要的財政收入渠道从地方利益集团的盘剥中剥离,收归中央统筹並明確分配用於公共建设与国防;
更试图建立一条绕过传统官僚层级的、直达民间与高层的监督与信息通道,直接挑战了“天高皇帝远”的治理困境。
新政的推行,客观上加速了社会意识从“忠於一姓一朝”向“认同制度与公共之责”的潜在转变。
於九州而言—
此举无异於开天闢地。
,《人教版歷史课本·九年级上册(晚期帝制时代的社会变革单元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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