翌日,望平街。
油墨味混杂早点摊的烟火,在晨风里搅成一团,钻进每一个过路人的鼻孔。
林忘爭站在申报馆门口,整理了一下长衫衣领,头髮依旧是三七分,看起来像正经的书生。
走进去,一楼的印刷工已经下班了,看起来疲惫不堪。值守的管事见到有生面孔,主动迎上来问:
“先生,您有什么事?”
林忘爭拱拱手:
“来找史先生拿记者证。”
管事眼神一亮,连忙表示史量才已经通知他了,直接上楼就行。
林忘爭上了二楼,敲响了总经理办公室大门。
“进!”
推门进去。
史量才今天西装笔挺,头髮梳得一丝不苟,哪里还有昨晚的醉汉模样,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。
对比睡得比猪还死的沈子实,怪不得两人一个当报阀,一个带著侦探上门抓自己人......
史量才见到是林忘爭,急忙放下文件站起来,笑容满面地迎接:
“来了!来来来,快坐!你比沈子实客气多了,我都有些不习惯。”
林忘爭在办公桌对面坐下,接过史量才递来的茶杯,也没寒暄,单刀直入地询问:
“史叔,记者证呢?”
史量才打开抽屉,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,递了过来:
“你看看。”
林忘爭打开信封,里面是一张硬纸小卡包,类似於前世的驾驶证,做工精致,纸张厚实,摸起来很有质感。表皮印著“申报馆记者证”几个字,里面写著他的名字和编號,盖著申报馆的红色印章。
大报的记者证还是好用的,特別是《申报》这种报纸,日发行量两万多份,全国各地都有分销处,走到哪儿,人家多少要给几分面子。
就连寻常的警察、巡捕、侦探,都没法隨便动持这证的人。
为什么?因为谁也不敢轻易得罪这么大的报纸,否则一篇文章就能让人身败名裂。
林忘爭把记者证收好:
“多谢史叔。”
史量才摆摆手,笑道:
“你现在是咱们申报的人,应该的。”
林忘爭点头,站起来告別:
“行,那我先走了。”
“不留下来吃个早饭?”
“来的路上吃过了,今天准备去做採访,接下来得忙几天。”
史量才听见这话,也没再挽留,也没有询问要去採访谁,跟著起身相送,再三告诫道:
“行,这篇稿子,无论你写什么,一定得给我,稿费不会少你的!”
林忘爭点点头,很理直气壮地伸出了手。
要钱!
没钱怎么去搞新闻!
史量才先是一愣,然后立刻反应过来,乐呵呵地点头,掏出钱袋子,取出了十块银元:
“不够再来找我要。”
林忘爭喜笑顏开:
“好嘞!还是史叔大气!”
.......
过了一小会,申报馆外。
林忘爭站在望平街上四处张望,想看看这附近的黄包车夫在哪块。
昨晚从民乐园吃完饭回来,坐在黄包车上,看著前面那个弯腰跑的背影,他就决定了,要写一篇关於黄包车夫的报导。
不是走马观花地写,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编。
而是实实在在地蹲在路边,一个一个地聊,一个一个地问,把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苦、他们的无奈,原原本本地记下来,这才是他的调查风格。
有了《申报》的记者证,这个內容就好创作许多。没必要再去臥底,直接在街头选定对象就行了。
他给自己定的目標,是至少找到三十个车夫进行採访,这样获得的內容,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。当然,採访人数肯定是越多越好,但他喜欢独来独往,註定在效率上不会高。
结果,迎面走上来一人。
这人三十出头,穿著一件旧式文人长衫。违和之处在於嘴里,叼著一支粗大的雪茄,步伐趾高气昂,有种东北街溜子的气质,不知道是哪家的二世祖......
他身后跟著两个隨从,一人拧著沉甸甸的公文包,一人手里拿著行李箱,看起来风尘僕僕,应该是刚到淞沪。
林忘爭看了他一眼,那人也看了林忘爭一眼,两个人擦肩而过。
林忘爭继续往前走,那人继续往申报馆走。
走出一段距离后,林忘爭回过头,看了一眼那人的背影。
虽然不知道这是谁,但他有一种直觉,这个人,不简单。
感觉不是什么善茬......
他摇了摇头,把这事拋在脑后,继续往前走。
相信史量才!
申报馆门口,薛大可也转身看了眼林忘爭,朝隨从问道:
“这黄毛小儿是谁?看起来不像什么善人。”
隨从摇了摇头:
“不认识,八成是路过的学生。”
薛大可皱了皱眉,没有再说什么,转身走进了申报馆。
从《申报》开始请客!
......
另一边,三马路与望平街交界的十字路口。
这个位置是公共租界的繁华地带,人多,车与车夫也多。
因为电车衝击的缘故,黄包车夫平日里,不会在“南京路”这种主干道聚集,因为主干道基本上都有电车线,百姓肯定会选择更便宜、更快的交通工具。除非有要事,一般很少坐黄包车。
故此,黄包车夫通常都在这种电车抵达不了的地方等客。不过也免不了竞爭,除开黄包车夫內部的抢客,还有驴车、马车、自行车、轿子的爭抢,生意並不算好做。
毕竟,从同治十三年便已引进的“东洋车”,经歷这么多年的发展,实在算不上什么新奇、高效的交通工具。
在民国二年年底之前,淞沪租界內的人力车,都是仿造东洋的人力车构造,车身很高,双轮用铁皮包镶,行路时隆隆作响。因为轮损会损毁路基,租界內便强制要求將铁轮更换为橡胶轮,橡胶轮不仅减震、噪音还小,车型也渐渐改了样式。
林忘爭选定的第一个採访对象,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车夫。裸露在外的皮肤黝黑,瘦得像一根竹竿,上半身佝僂成一团,穿著一件蓝色的號衣,背后印著毅行车行与號码。脚下並没有穿鞋,那一层厚厚的老茧,仿佛踩在烧红的炭上,都不会有感觉一般。
他没有直接上去问,而是在路边蹲了下来,拿採访经费买了一包“飞马牌”香菸,拆开抽出一支,点上慢慢地抽。
他在等,等车夫歇下来。
身为调查记者,自然知道这种深度调查最需要的就是耐心。
不能在人家忙的时候去打扰。
车夫等客的时候,心里自然著急,没心思跟外人掰扯;车夫拉客的时候,心思全在路上,哪有功夫跟你聊天?
要等他们歇下来的时候,比如吃饭的时候,或者收工的时候,再想办法接近採访。
千万不能急,急就不会有结果。
硬生生等到中午,那中年车夫拉了三趟活,將车停在这里,从车上拿下来一个水壶,拧开盖子灌了一口水。
之所以要回到这歇息,是因为车夫们之间也分帮派,不同帮派之间如果干乱窜,轻则被驱赶出地盘,重则要挨一顿毒打。
除此之外,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,早在光绪二十年便颁布了《治理东洋小车章程》,规定空车不准在马路上逗留或閒逛,只能在划定的等客区域等候。对於违章者,巡警会弔销捐照或罚款,没有车夫敢冒这个险。
正当那车夫摸摸肚子,掏出车厢里的大饼与咸菜,就著白水吃午餐时。
林忘爭站起来,走过去,掏出新买的烟,抽出一根递了过去:
“大哥,抽一根?”
车夫看了他一眼,接过烟叼在嘴里,林忘爭给他点上。他吸了一口,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,整个人放鬆了一些,还以为林忘爭要坐车,姿態很低地说:
“先生您先坐坐,我吃完这顿就开始跑。”
林忘爭摇摇头,从怀里掏出了记者证,递了过去:
“不是要坐车,我是《申报》的记者,想跟您聊几句,行吗?”
车夫看了一眼记者证,脸上的表情瞬间警惕起来,朝后退了一步,压低声音问道:
“聊什么?我又没犯法!”
林忘爭连忙摆手,解释道:
“不是查案子,就是想问问您拉车的事。拉车累不累?一天能挣多少钱?家里有几口人?就是隨便聊聊,不会耽搁您做工。”
不能端著记者的架子,得让採访对象觉得你是自己人,觉得你是真的在听他们说话,而不是在套他们的话。
说白了,这种街头採访,就是要真诚。
遮遮掩掩,註定得不到结果。哪怕这个拒绝了,整个淞沪这么多车夫,总有人愿意说话。
车夫又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的警惕少了一些,但还没有完全放下。
林忘爭没有著急问问题,而是在车旁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,拍了拍旁边的位置,示意车夫也坐下。
车夫犹豫了一下,握著大饼也坐了下来。
两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,抽菸,吃饭,看著街上的人来人往。
过了一阵,林忘爭才问:
“大哥您贵姓?”
“这......”
“您放心,报上不会出现您的名字。”
“姓王,叫我王二就行。”
车夫这才敢说出姓名。
林忘爭点点头,又询问:
“王大哥,您拉车多少年了?”
王二抬头想了想,说:
“有个四年多了,快五年了。”
“听您这口音,是苏北人?之前是种地的?”
“对,家里五亩地,年年发大水。头年淹了,借债种第二年;第二年又淹了,债上加债。地主催租,衙门要粮,活不下去了。夜里卷一条破被子,顺著运河走了一个月,到了淞沪。头三天睡在马路边上,后来老乡介绍,才租上车,干这活计。”
“是这样......”
林忘爭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和笔,飞快地记录。
王二看了他一眼,没有阻止。
公开调查不能一上来就掏本子,那样会让採访对象紧张。先聊几句家常拉近距离,等对方放鬆了再开始记。就算开始记了,也要让对方觉得你是在认真听,而不是在机械记录。
聊了大概一刻钟,林忘爭把烟掐灭,站起来,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角洋,递过去:
“多谢王大哥,这点钱您拿著,买碗面吃。”
王二愣了一下,连忙摆手:
“不行不行,我怎么能收您的钱?”
“收著吧。”
林忘爭把钱塞他手里,真诚地说:“耽搁您休息的时间,应该的。”
车夫攥著钱,嘴唇动了动,想说点什么,最后说了一句:
“谢谢先生。”
林忘爭点头笑笑,转身走了,没走出几步,在最新的一页,写下了一行总结。
【王二,四十二岁,拉车五年,江北人,之前种地,水灾逃荒来沪。日收入约一块二角,车租六角钱,净收入六角钱。入不敷出,老婆给人家洗衣服,三个孩子。】
这是第一个採访对象。
......
午后。
林忘爭找了个小摊吃完午饭,依旧在望平街附近閒逛,在每一个路口停下来找车夫聊天。
他一根烟一根烟地发,几角钱几角钱地给,这么大一会,採访了三个人,最终来到了交通路。
每一个採访对象,他都用同样的方法——
先套近乎,再问问题,最后付钱。
有人愿意聊,有人不愿意,不愿意的他也不强求,换一个就是了。
在这条街,一个车夫坐在路边,打著赤膊,膝盖肿得像馒头,齜牙咧嘴的。
林忘爭走过去,在他旁边蹲下来:
“大哥,腿怎么了?”
车夫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。
林忘爭掏出烟,递过去。车夫犹豫了一下,接过来,点上。
吸了两口,车夫像是好受不少,哑著嗓子说:
“刚刚拉了个客,跑快了,被自己绊倒了,膝盖磕到地上。”
林忘爭皱起眉头:
“怎么不去看大夫?”
车夫苦笑了一下:
“租界里的医院,五角洋掛號,两块钱抓药,还不保证治好。去了医院,钱就哗哗的朝外流,全家都要喝西北风,忍一忍就好了。”
林忘爭递给车夫一块钱,车夫推辞了半天,最终还是收下了。
“我採访您可以吗?”
“我看先生像记者,儘管问。”
“您拉车几年了?”
“三年不到。”
“之前干什么的?”
“在纱厂做工,工厂倒闭了,没活干,就拉车。”
“一天能挣多少?”
“我现在壮年,还跑得动,生意多的时候,一天能有个十五六角钱,有时候更多,扣掉车租,剩一块钱多一点。生意不行的时候,一天十角钱,扣掉车租,只能剩个五六角。”
“够家庭开支吗?”
林忘爭一边问,一边掏出本子记录。
“不够也得够啊......”
车夫感慨道:“我这还算好的,多少人挣不到我这个数。老婆要在家带孩子,日子过得紧巴一点,勉强能活。”
林忘爭点点头。
按照他现在採访的几个人来看,没拉几年车的壮年车夫的收入,跟拉五年以上的车夫之间的收入,对比起来,差距其实非常大。
前者不说大富大贵,但日子好歹过得下去;后者生活极度拮据,隨时可能失去劳力。
他想起前世,有人说民国车夫是个好职业,拿《骆驼祥子》中祥子吃肉来论证,认为重体力劳动必须要吃肉,不吃肉便没法做工,因此他们的生活其实很好。
其实这种观点有失偏颇,对民国存在美化的倾向——
因为这类观点是从纯粹的理论推导出发,而忽视了民国人力车夫在生產、生活被剥削到极点的处境。就好像,压在人力车夫头上的那些吸血鬼,真能让他们吃饱吃好似的。
首先,哪怕现在才是民国初年,人力车夫也不是什么新兴行业,其附属的劳力市场早已饱和,不存在拉车便能过上好日子的普遍性。
其次,人力车夫的收入並不稳定,祥子属於身体强壮的车夫,在生意好时自然能有个好收入,没有家庭要养的情况下,个人肯定是尽力的吃好喝好,以保存第二天的劳力。但这终归是文学作品的剧情设置,前期的“好生活”才能突出巨变后的“惨状”。
在实际上,祥子才属於人力车夫群体中的“少数派”,並且不是每天都能挣到那么多的钱,倘若遇到疾病、车祸甚至死亡等情况,人力车夫的家庭生活会受到严重摧残而陷入绝境,几乎没有一点抗风险能力。
更別提,这种收入是以燃烧生命力为代价的,持续不了几年。在《骆驼祥子》中,祥子拼命拉了三年车,攒钱买了自己的车。可若换到真实的情况,祥子买了自己车后,便没什么劳动能力了,最后的出路也只能是卖车,要么换行当,要么等死。
文学上的演义,不能准確反映这些“当代牛马”的境遇。事实是,盘剥者哪会管劳动者死活?老老实实用自己的命去跑,跑到再也跑不动为止。
林忘爭將这些內容记下,又问:
“平日里拉车,最怕遇到什么?”
车夫想都没想,拍拍自己的膝盖:
“就怕遇到这事......病一天,就少一天的钱;病三天,车行就要把车子租给別人。下次再想租,就没那么容易了......”
林忘爭又问了些问题,將內容都记上,告別了这位车夫,整理这次的內容。
【採访对象五】
【姓名未知,青壮年,苏北口音。拉车两年半,之前在纱厂做工,工厂倒闭后来拉车。日收入最高十六角洋元,车租五角洋,净收入一银元;最低十角洋,车租五角洋,净收入五角洋。老婆在家负责带孩子,並未外出做工。哪怕有这么高的收入,腿摔伤依旧不敢去治,因为医院是销金窟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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